崔仲平教授巧读书的故事（二）
背诵读书法
背诵是中国古人读书的优良传统。崔老自上学后，新潮人士已经不大提倡背诵了。可是，他对押韵的文字，有一种天生的爱好，一不留神就给背诵下来了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各科教师不太强调背诵，他可不管那一套，得着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就是一顿背。他能把《离骚》从头背到尾，中间不“打奔儿”。文革时期，他到医大子弟中学去教书，遇到一位政治教员，名叫杨会昶，他居然也能背诵《离骚》，是崔老遇见的第一个对手，而成为莫逆。有一年，崔老到吉林市去讲课，在北山顶偶遇一个疯疯癫癫的中年男子，口诵《离骚》不已，他随声附和，一直到“乱曰”。这是崔老今生以文会友最难忘的两件快事。
医古文教材里的文选，不管是否要求学生背诵，但他自己备课时都全文背诵，讲课时基本上不拿教材，只是偶尔看一看教案上面记载的补充材料。所以，他对学生要求很严，学生们虽心有戚戚焉，也说不出什么。他这个绝招在全国医古文教师开会时，表现为口若悬河，举例时，旁征博引，侃侃而谈。由于对教材非常熟悉，所以，对于同道们编写的教材等出现的错误标点、错误解释都了如指掌。
崔老学习英文、日文也是如此，都采取全文背诵的方法。小时候背英文，有时还配合音乐，唱英文歌，学日文也是顺便就学一点儿日文歌。这一招很管用，一是辅助记忆，二是广交朋友，三是增加情趣，使学习变得不再枯燥乏味。
挑战读书法
崔老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一模一样，走路总是找一些坑坑包包的地方，拐来拐去。听老师讲课也喜欢挑毛病，看书要是平淡无奇，就感到索然无味。崔老看书有一个习惯，越是不让看的书，他越是想看；越是哪本书难度大，他越是想读。崔老上大学时，专门爱看大部头小说，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、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，所以，崔老称之为“挑战读书法”。古典文学老师说“屈原的《天问》”难懂，他就看《天问》；语言学老师说“音韵学”难懂，他就读遍古今音韵学著作。中文系学生大多不懂英文，他偏要读英文小说，看英文报纸。这种挑战，给崔老带来自豪感，也带来很多麻烦，像他这种孤芳自赏的性格在那个年代会经常受到批判，因此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。崔老不喜欢抽烟，不喜欢喝酒，不喜欢喝茶，只喜欢吃糖。糖，就是蔗饴。传记说李时珍“耽嗜典籍，如啖蔗饴”，崔老这个习惯和李时珍有着相似之处。崔老说，沾染上爱看书的毛病，就可能少受其他嗜好的引诱，多活几年。
写作带动阅读法
崔老一生中有几次大量阅读古书的阶段，主要是为了进行写作，类似于完成命题作文的任务。上世纪80年代，阎洪臣教授告诉他，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一些古代医学教育的资料，于是崔老立即开始从头到尾地查找，把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的有关资料一网打尽，并提出古代医学教育的“诵、解、别、明、彰”，这些方法对今天的中医教育依然具有借鉴意义。还有一次，邓明鲁教授建议崔老将中医古籍中的难字加以整理，并编写成一本工具书。于是崔老仅用一个月的时间，就汇集了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温病条辨》里面出现的生字难词，编写成了《古典医籍千字释》。
因此，崔老发现写作带动阅读，是一个好办法，目的性强，目标明确，比较容易实施。但是，他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，他曾经打算仿效阮元编写《经籍篹诂》那样，编写一部《医籍篹诂》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卡片，可是由于单打独斗，没有后援，加上教务繁杂，最后只能半途而废了，仅仅留下几箱卡片，遗憾的摆在角落里。
崔老至今觉得写作带动阅读法，是非常行之有效的，它最大的优点是能够看到成果——发表论文，著书立说。